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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和現代中拜占廷馬西安皇帝的形象對比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10-23

  摘    要: 450—457年在位的馬西安皇帝,在拜占廷時代歷史學家的作品中享有很高的聲譽,尤以6世紀的《教會史》最具代表性。該書作者埃瓦格里烏斯秉承自己的價值標準,為馬西安塑造了近乎完美的形象,這種觀點為之后的部分拜占廷史家所繼承。然而,20世紀之后,現代拜占廷史研究者對馬西安的評價與古代作家反差明顯,他們對于馬西安重視度和評價的下降,則是盡可能站在客觀中立的立場上,進一步拓寬視野,分析史料的結果,體現了拜占廷史研究的進步與發展。

  關鍵詞: 拜占廷帝國; 馬西安皇帝; 埃瓦格里烏斯; 《教會史》; 形象變化;

  Abstract: The emperor Marcian(450-457) enjoyed a high reputation in the works of Byzantine historians, such a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Evagrius upheld his own value standards and created an almost perfect image of the emperor. This view was inherited by later Byzantine historians. However, after the 20 th century, the evaluation of modern Byzantine historians on Marcian wa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ose ancient writers. The decline in their evaluation of Marcian reflects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Byzantine history by broadening their horizons and analyzing from an more objective and neutral standpoint as far as possible.

  Keyword: Byzantine Empire; Emperor Marcia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Image Change;

  450—457年在位的馬西安皇帝,在拜占廷時代歷史學家的作品中享有很高的聲譽,尤以廣受贊譽的6世紀敘利亞歷史學家埃瓦格里烏斯的《教會史》最具代表性。作者對這位皇帝評價極高,為其描繪了一幅近乎完美的人物形象。他對馬西安的推崇得到了后世拜占廷歷史學家的繼承。例如,塞奧法尼斯就在其《編年史》中盛贊馬西安的統治是一個“黃金年代”。120世紀之前的一些重要的歷史學家遵循拜占廷史料中的論斷,給予馬西安很好的評價。例如,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稱贊其“對正統信仰十分熱忱”,“性情溫和、富有才干”。2而布瑞也在其《晚期羅馬帝國史》第一卷中,稱贊了馬西安的外交與經濟才能。3

  然而,到20世紀之后,現代學者對馬西安的態度逐漸發生了轉變。最明顯地表現為對其關注度的下降,此外甚至有非常負面的批評出現。4這樣一種變化具有研究的價值。以埃瓦格里烏斯為代表的古代拜占廷學者對馬西安皇帝完美形象的塑造,體現了作者所在時期拜占廷主流知識分子的價值標準和時代精神。而現代學者相比古代和20世紀前歷史學家,對于馬西安重視度和評價的下降,則是他們盡可能站在客觀中立的立場上,進一步拓寬視野,分析史料的結果。通過分析兩者評判皇帝的區別,有助于我們認識拜占廷時代主流知識分子的價值標準和時代精神,同時能夠讓我們了解當代拜占廷史研究的進步與發展。

  一、《教會史》中馬西安皇帝的獨特形象

  總體看來,馬西安在拜占廷帝國歷史中不算一位具有重大影響的統治者。對他的這種評價可以在當代重要的拜占廷通史中得到體現。學者們往往只用很少篇幅提及他在位期間的某些重大事件,甚至對其統治一筆帶過。例如,瓦西列夫在《拜占廷帝國史》中用150頁左右的篇幅記錄了從君士坦丁大帝到莫里斯的拜占廷史,其中馬西安被和他的繼任者利奧一世放在一個章節中,二者加在一起只有不到3頁的篇幅。5而在奧斯特洛格爾斯基的《拜占廷國家史》中,在70頁關于早期拜占廷歷史的記載中,涉及馬西安的只有3個自然段。6更有甚者,如曼戈主編的《牛津拜占庭史》幾乎沒有涉及馬西安的名字,只有寥寥數語勉強與之相關。7相較而言,只有希臘的卡拉揚諾布魯斯在其鴻篇巨著《拜占廷國家史》第1卷(565年之前的拜占廷史)中用8頁多的篇幅涉及了馬西安的統治,但與該卷752頁的篇幅相比,依然只是九牛一毛,僅比只統治數月的卓維安皇帝略多。
 

古代和現代中拜占廷馬西安皇帝的形象對比
 

  埃瓦格里烏斯筆下的馬西安卻與現代拜占廷研究者的認知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與當代學者對其并不重視的態度相比,埃瓦格里烏斯給予了馬西安不同尋常的待遇。他在《教會史》中描繪的馬西安形象值得關注。這種特性首先表現為馬西安在他作品中的形象以近乎完人的姿態凌駕于其他帝王之上?傮w看來,埃瓦格里烏斯在作品中對于皇帝形象的評判比較直率,在他作品中的10位拜占廷皇帝,大多是以優缺點并存的面貌出現!督虝贰穼τ诨实鄣腻e誤與不足經常進行直言不諱的批評。

  在《教會史》所涉及的10位拜占廷皇帝中,只有馬西安和6世紀末期的莫里斯是以完人的形象出現的。埃瓦格里烏斯給予莫里斯高度評價是在情理之中的。一方面,莫里斯是拜占廷帝國早期一位很有作為的君主,尤其在軍事方面戰績突出,曾經大敗波斯帝國。另一方面,莫里斯是埃瓦格里烏斯的故交,在其登基之后,埃瓦格里烏斯平步青云,從皇帝那里得到了重要的榮譽頭銜,使自己成為了安條克城的顯貴。但馬西安在5世紀中期去世,與埃瓦格里烏斯沒有任何交集。埃氏卻在作品中用了大量溢美之詞贊揚這位皇帝:

  馬西安留給所有人深刻的記憶,在人們看來,他是真正的帝王。8

  埃氏在《教會史》中十分詳細地介紹了馬西安在宗教和世俗領域的貢獻,其中甚至用很大篇幅記載了和他有關的眾多神跡,例如:

  馬西安來到了軍隊的一個連隊,并且希望加入其中。因為出于對他的欽佩以及認識到他將是偉大和最顯赫的人,那些軍人高興地接受了他并且將他編入隊伍當中,并且沒有按照軍法的規定將他排在最后,而是給予了他一個剛剛去世軍人的軍銜,那個人的名字叫做奧古斯都。這樣,他們就登記道“馬西安就是奧古斯都”。奧古斯都這個名字是我們皇帝的稱號,那些身穿紫袍的人才會被如此稱呼。這就仿佛是這個名字不能容忍不相稱的職位,而反之這個職位也在尋覓適合他的人一樣,所以馬西安個人的名字和稱號就恰如其分地結合在一起了。他應得的職位和公開的稱號就通過這個事情表現了出來……9

  一些學者對文中這段神跡頗有非議。在拜占廷,代表皇帝頭銜的“奧古斯都”被用作普通人的名字是十分怪異的現象。因此,《教會史》法文本譯者費斯蒂吉埃爾就認為,埃瓦格里烏斯這段“奧古斯都預兆”的傳說是他自己編造的。10

  《教會史》的另一則神跡也可以表現出作者的這種傾向。埃瓦格里烏斯記錄了馬西安還沒有成為皇帝時在戰場上的一次歷險:

  當他跟隨阿斯帕與汪達爾人作戰并且遭到慘敗后,他和許多戰士都成為了俘虜;因為(汪達爾王)蓋塞里克想看看這些俘虜,因此他們被一起帶到了一個平原上。當他們集合好之后,蓋塞里克坐在高處,并且以這一大堆俘虜為樂……按照蓋塞里克的指示,衛兵們解開了他們的繩索。這樣每個人的舉止行為都有所不同。但是馬西安躺在平原上,并且在太陽下睡著了,當時天氣極其炎熱,與一年中這個季節應有的氣候十分不符。但是一只鷹飛到了太陽下,這樣就像一朵云一樣使馬西安不會感到酷熱難耐。9

  這則神跡的原始出處應為普里斯庫的《歷史》,可惜原始版本已經遺失。比《教會史》成書更早的普羅柯比的《戰史》也記載過幾乎相同的故事,埃瓦格里烏斯也在這段記載后提到了普羅柯比的記錄。但是,埃瓦格里烏斯對《戰史》進行了微妙的修改!稇鹗贰分惺置靼椎赜涗浟诉@個故事發生的時間,即“因為是夏天,所以俘虜們苦于烈日炎炎”,11但是埃瓦格里烏斯的《教會史》卻通過上文比較隱晦地暗示這一事件發生在冬天。這種修改不同尋常,埃瓦格里烏斯非常熟悉普羅柯比的《戰史》,在作品第4卷中集中大量引用了這部著作,并且與《戰史》的記載高度吻合,這種完全扭轉普羅柯比記錄的行為,恐怕更多是因為埃瓦格里烏斯想要通過奇特天象的氛圍進一步突出這一傳說的奇跡性,從而證明他所認定的“這件事情能夠表現出馬西安的帝王之氣”。12

  埃瓦格里烏斯的《教會史》中,類似為皇帝撰寫抑或加工的神跡比較少見,寫作風格偏于寫實。綜觀他的《教會史》,作者基本保證了嚴謹公正的態度。埃瓦格里烏斯在作品中一直貫穿著明確的價值判斷標準,并以此作為品評人物的基本依據。因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解讀埃氏在作品書寫中的這一標準。從拜占廷歷史的編纂傳統來看,埃瓦格里烏斯的著作是早期拜占廷時代最后一部冠名為《教會史》的作品,他也是諸多拜占廷早期教會史家思想的繼承者。同時埃氏還是一名熟識古典文化的貴族知識分子,這兩種身份在他作品的價值標準上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二、基督教貴族知識分子的價值標準與馬西安的形象塑造

  埃瓦格里烏斯由始至終都是以一個基督教學者的身份來記錄拜占廷帝國的歷史。對于基督徒歷史學家來說,判斷皇帝優劣最直接的價值標準就是他們對待基督教信仰的態度。如果皇帝崇敬上帝,其統治就繁榮昌盛,反之就會遭受悲慘的命運。例如,尤西比烏斯就曾經把君士坦丁的勝利歸因于虔誠結出的果實。13

  尤西比烏斯之后的教會史家們繼承了這種觀點。5世紀初的索卓門寫道:

  君士坦丁得到了上帝的幫助,因此他得以在陸地和海洋都贏得了對敵人的勝利。14

  埃瓦格里烏斯在作品中也體現出這樣的傾向。他在作品中將馬西安歸為好皇帝的一個重要標準便是他對于拜占廷正統教會的貢獻,即召開卡爾西頓大公會議。

  馬西安對宗教事務非常虔誠……他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崇敬上帝,一度因為不虔誠而出現的雜音消失了……這樣上帝就可以被同一個信經(卡爾西頓信經)所榮耀了。12

  進入5世紀之后,基督教會內部圍繞著耶穌基督的神人兩性關系,即基督論的問題爆發了兩次激烈的新論戰,即聶斯托里爭論和基督一性論爭論,15這其中尤以一性論沖突更為嚴重,在教會內部引發了十分激烈的爭論。為此,馬西安皇帝召開卡爾西頓會議,最終在皇帝的支持下通過了《卡爾西頓信經》,給基督教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并塑造了現今基督教各主要派別承認的正統教義的雛形。

  正是因為卡爾西頓會議的重要意義,所以埃瓦格里烏斯對于召開會議的馬西安皇帝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這種以宗教虔誠來判定皇帝好壞的標準和之前的教會史學家們一脈相承。

  除此之外,作為拜占廷基督教會重要的宗教領袖———安條克大教長幕僚的埃瓦格里烏斯,他對馬西安的好感在宗教方面還有更現實的因素。

  埃瓦格里烏斯所處時代的拜占廷世俗政權,與基督教會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微妙的改變。在他生活的6世紀,拜占廷教會已經成為了帝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勢力。面對教會勢力的膨脹,拜占廷皇帝極力維護自己對教會的控制,尤其是人事任免權,時常罷免和流放不服從自己命令的主教,其中尤以埃瓦格里烏斯生活過的安條克和君士坦丁堡教區最為明顯,這是因為君士坦丁堡是首都教區,皇帝必須保證其宗教領袖聽從自己的命令。而安條克所在的敘利亞地區教會,是拜占廷帝國早期所有教義紛爭中最主要的參與者之一,宗教對立極為嚴重,因此安條克大教長經常會因為與世俗統治者的理念不合而遭到罷免。

  埃瓦格里烏斯本人就多次親身經歷皇帝與大教長之間的矛盾,尤其是他的兩位恩主———安條克大教長阿納斯塔修斯和格里高利都曾經與皇帝發生過對立。例如,在查士丁尼統治末期,皇帝與阿納斯塔修斯因為宗教政策的分歧產生了尖銳的矛盾,此時埃瓦格里烏斯剛剛從君士坦丁堡法律學校結束學業回到安條克,并且得到了大教長的賞識,他記載到:

  查士丁尼想盡一切辦法對付這個像高塔一樣堅不可摧的男人,因為他認為一旦撼動了他,那么他就能夠占領這座城市并且奴役正確的教義并俘虜基督的子民。但是阿納斯塔修斯是憑借神圣的勇氣高高在上———因為他和不可動搖的信仰站在一起———所以他敢于發表公開和個人的聲明反對查士丁尼。16

  而就在此時,查士丁尼皇帝病重去世。埃瓦格里烏斯不無得意地寫道:

  但是“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當查士丁尼想懲罰阿納斯塔修斯及其屬下時,他受到了看不見的創傷,然后就離開了人世。16

  在阿納斯塔修斯去職后,他的繼任者格里高利依然和皇帝關系不睦,已經成為大教長法律顧問和幕僚的埃瓦格里烏斯盡管對此耿耿于懷。但是畢竟拜占廷教會與世俗權力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拜占廷皇帝積極推行基督教化政策,打擊多神教,對教會提供經濟支持,在教會內部陷入紛爭時充當仲裁和調解人等行為符合該時期基督教會發展的需求。因此,埃瓦格里烏斯在作品中并非排斥皇帝干預基督教事務,而是希望皇帝能夠向教會提供保護,同時尊重教會,尤其是教會上層人士的權益。

  在埃瓦格里烏斯筆下的馬西安,便是保衛卻不凌駕于教會之上的典范。在其剛繼位后,羅馬主教利奧派遣使者告知馬西安教會內部的嚴重分歧,因此皇帝為了讓“不虔誠而出現的雜音消失”,立即決定在卡爾西頓召開第四次基督教大公會議。16而在會議召開的過程中,他只是發表了開幕詞就留下了元老重臣主持會議,其余任由主教們自由討論。最后,當會議決定罷免并放逐亞歷山大里亞大教長狄奧斯庫魯等基督一性論派的教士之后,他回到會議發表了演說之后結束了這場神學爭論。16

  埃瓦格里烏斯本人一直目睹皇帝與大教長的種種矛盾,并時常被牽連其中。對于他來說,像馬西安這樣對待教會的皇帝顯然比查士丁尼更讓人歡迎。

  由此可見,馬西安對待基督教和教會的態度是埃瓦格里烏斯給予他很高評價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對皇帝的評價并不僅僅局限于宗教虔誠這一個方面。一些同樣堅持正統信仰的皇帝在他筆下卻是以壞皇帝的形象出現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就其價值標準做進一步的分析。

  埃瓦格里烏斯的《教會史》比起前輩的同體裁作品,記載了更多和古典文化相關的內容。作為一名貴族精英,埃瓦格里烏斯對古典文化有比較深的了解,在行文中也時常提到一些古典作家,如修昔底德和普魯塔克17等人的名字。這說明在拜占廷帝國早期,雖然基督教化進程大大加速,許多原來的多神教徒都皈依了基督教,但是古典時期的文化并沒有和多神教一樣受到國家的打擊和取締。正如曼戈所說,“世俗教育得以保留原有的地位……要求基督徒男孩們摒棄古代眾神傷風敗俗的那些故事,而要集中精力學習好的和有用的東西”。18

  一些現代學者認為埃氏個人也深受希臘羅馬道德理念的影響,19這種看法有一定的根據。從作品中來看,埃瓦格里烏斯的確很注重皇帝的私德,他把慷慨、公正、仁慈等品質看作和宗教虔誠同等重要的事情。例如,他曾經非常明白地在作品中闡明了皇帝品德的重要性:

  皇帝并非因為對他人自然形成的管轄權而得到承認,相反,他應該首先約束并管理好自己,他要使自己免于接近任何不適宜的事物,還要通過寬容的法令使自己變得如此清白,以至于可以為人民提供一個道德的楷模和教育的典范。16

  他在談論馬西安的時候,除了贊揚他的虔誠之外,也是極力稱贊他的仁慈:

  他不用處罰使人畏懼,而是防患于未然。他的帝位不是繼承的而是源于美德。16

  類似的描述還被應用于提比略皇帝,埃瓦格里烏斯認為:

  在性格方面他是溫和和仁慈的……他將捐贈財富看作讓每一個人都富足的手段。20

  相反,一些堅持正統信仰的拜占廷皇帝如果不具備埃瓦格里烏斯認定的這些品德,同樣會遭到他嚴厲的批評。最為典型的就是查士丁二世。其在位期間不但堅持《卡爾西頓信經》,更是提出了調和基督一性論與正統教義矛盾的詔令,應該說宗教立場與埃瓦格里烏斯所持的溫和正統派信仰極為一致。但是埃瓦格里烏斯在簡略地承認他的宗教立場有利于提高其聲譽后,在作品第5卷中用大量篇幅指出了他的缺點,如奢侈、貪婪與魯莽等:

  查士丁只沉迷于自己的享樂之中……他還沉醉在想入非非之中。卑鄙是一個放縱的人的性格,而魯莽行事則是必然的結果。20

  然而,作為一名基督徒和教會史家,埃瓦格里烏斯道德標準最終的著眼點依然還是在基督教的信仰上。在埃瓦格里烏斯看來,品德高尚是信仰虔誠的前提和保障,而虔誠則會給高尚的皇帝帶來回報,最終讓他能夠因他的美德為民眾所景仰。在他心目中,一個缺乏高尚品德的皇帝不能真正成為保護信仰和人民的合格統治者。他對二者關系的態度,集中體現在對自己的恩主莫里斯皇帝的評價上。他認為:

  莫里斯在宗教上的虔誠和他的好運交織在了一起,因為宗教上的虔誠使他的好運不會向其他方向轉化。這之后他不僅在肉體上穿戴了紫袍皇冠,而且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在變成了真正的統治者之后體現了他的美德,臣民因此以他為榜樣并且被他教育。20

  可見,埃瓦格里烏斯對拜占廷皇帝的價值判斷是基于基督教信仰和道德水準二者綜合的結果。在他心目中,馬西安皇帝也是一個品德高尚同時堅持正統信仰的完美結合體。

  除了關注皇帝的私德之外,對于那些深受古典文化影響的拜占廷歷史學家來說,羅馬的貴族共和理念對他們有深刻的影響,這種觀念也在他們的作品中時有體現。左西莫斯便是代表人物,他在作品中曾經直白地闡明了自己的政治觀點:

  他們并不明白,他們如同擲骰子一樣將所有人的希望,以及這樣一個廣袤的偉大帝國置于統治者個人心血來潮的念頭和權力之下……如果他不顧約束變成了一位暴君,將政府置于混亂,忽視世間的罪行,任意出賣公正并將他的臣民視作奴仆———除了極個別皇帝,其余大多數皆如此———那么單一統治者不受約束的權力勢必會造成全世界的災難……21

  然而,這樣一種懷念貴族共和的理念與拜占廷帝國早期政治局勢的發展背道而馳,在該時期內,拜占廷皇權較羅馬帝國時代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逐漸形成一個以皇帝為最高統治者的專制帝國,羅馬時代的共和傳統趨于瓦解。這樣一種變化讓6世紀傾向古典傳統的歷史學家痛心疾首,普羅柯比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盡管他公開發表了記錄查士丁尼豐功偉業的《戰史》和為其歌功頌德的《建筑》,但卻留下了一部用極端惡毒語言咒罵皇帝的《秘史》。在這部著作中,他對專制皇權的發展和貴族地位的下降深惡痛絕。如他記載查士丁尼在皇儲時期要打破禁忌,公然迎娶藝妓塞奧多拉為妻時,表現得心痛不已:

  元老院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在目睹帝國遭受的這一奇恥大辱時,膽敢提出異議或出面阻止這件事,相反,他們全都在她(塞奧多拉)面前卑躬屈膝,仿佛她是位女神。22

  相對而言,埃瓦格里烏斯對待皇權的態度要比左西莫斯和普羅柯比溫和很多,但他也對查士丁尼和查士丁二世對待貴族重臣的態度十分不滿,在他的筆下,查士丁尼的統治變成了暴民政治,得到皇帝寵幸的小人可以肆意凌辱帝國的權貴:

  他們甚至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市中心殺人;他們不僅不用擔心受到懲罰,而且還有可能得到獎賞,這樣,許多人就都變成了殺人犯。他們還攻擊房屋,洗劫店鋪,出賣人民的個人安全,如果哪個官員膽敢阻攔他們的話,他就會發現自己的安全就會出現問題。20

  從《教會史》中不難看出,埃瓦格里烏斯希望皇帝能夠重視貴族的利益,尊重他們的權利。他對自己敬重的莫里斯皇帝贊賞有加:

  他(莫里斯)在變成了真正的統治者之后,用自己的精神驅除了暴民統治的熱情,同時在深思熟慮后確立了精英政治,這體現了他的美德。20

  而馬西安則是《教會史》中另一位尊重貴族傳統的代表。由于在皇位繼承過程中得到了元老院和軍隊的幫助,因此馬西安在統治期間對官僚貴族階層比較溫和,注意維護他們的利益。埃瓦格里烏斯在贊揚馬西安具有種種的美德時,特別提出他“能夠公正地處理臣子的事情”,23類似的詞語幾乎很少被用在作品中的其他拜占廷皇帝那里。

  顯然,一個如《教會史》中刻畫的既仁慈善良,又重視貴族利益的馬西安皇帝,很好地符合了埃瓦格里烏斯的價值觀。加之馬西安在基督教信仰上的虔誠,對教會的尊重等因素,使他成為了作者心中皇帝的楷模。這樣一種價值標準既體現了埃瓦格里烏斯繼承教會史學家的傳統,也符合他貴族知識分子的身份。

  通過對作者價值標準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埃瓦格里烏斯在作品中塑造馬西安皇帝的獨特形象的原因。然而,為何這位在《教會史》以及其他拜占廷史料中極受好評的皇帝卻不再為現代學者重視?這種古今認知的差異原因值得進一步分析。

  三、現代學者與埃瓦格里烏斯筆下馬西安形象差異的原因

  現代學者的價值標準與埃瓦格里烏斯等古代作家不同,他們絕大多數人不再以宗教信仰或者私德作為評判皇帝好壞的主要依據,更不會站在拜占廷貴族的視角上思考問題。他們傾向于從馬西安的政績本身的影響去給予其評價,立場更為客觀中立,視野更為開闊,對史料的研究也更為深入。由此從不同角度質疑了馬西安的執政能力。這些質疑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對評價馬西安政績施政主體的認知差異

  首先,古今學者對于馬西安一些主要政績的施政主體存在著明顯不同的認識,即現代學者質疑馬西安取得功績背后的真實施政者另有其人,從而動搖了古代學者對他的高度評價。這種觀點集中體現在對卡爾西頓會議的認知上。一些現代學者提出,馬西安的皇后,即前任皇帝塞奧多西二世的姐姐普爾西里亞在這一問題上發揮著比他更為重要的作用。例如,卡日丹教授在《牛津拜占廷詞典》的“普爾西里亞”詞條中明確寫道:

  她尋求與羅馬主教利奧一世結盟……她再次來到了前臺……在他(馬西安)的幫助以及羅馬教區的支持下,她出席了卡爾西頓會議,并恢復了正統的信仰。24

  顯然,在卡日丹看來,早在塞奧多西二世統治時期就能夠影響政局的普爾西里亞不僅是卡爾西頓會議的參與者,甚至比馬西安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持類似看法的學者很多,如海費爾在其《基督教會會議史》中也詳盡討論了卡爾西頓會議召開前的背景。塞奧多西二世去世后,他的姐姐普爾西里亞成為了皇位的實際繼承者。“但是,因為女性從來不能獨自掌控羅馬人的帝國”,她選擇了帝國“最顯耀的將軍”和“以高度虔誠”聞名的馬西安作為自己名義上的丈夫,并使他成為了皇帝。因為馬西安和普爾西里亞一樣都是正統信仰的支持者,因此他和皇后分別給羅馬主教利奧寫信,要求改變前任皇帝塞奧多西支持的“以弗所強盜會議”的宗教觀點,這些交涉活動最終促成了卡爾西頓會議的召開。25

  普爾西里亞對馬西安的宗教政策影響之大不僅僅局限于卡爾西頓會議召開之前。會議結束之后,《卡爾西頓信經》在教會內部造成了很大的爭論,甚至在部分支持一性論的地區爆發了包括兵變在內的騷亂。普爾西里亞在這種情況下力勸馬西安采取懷柔政策,取得了較好的效果;趑斈吩谄洹度麏W多西王朝的皇后們:古代晚期女性和帝國的統治》一書中認為:

  普爾西里亞就是這樣運用其影響力,引導馬西安在面對此類暴動時放棄了羅馬統治者慣用的嚴厲做法,轉而采用了溫和勸服的政策。26

  然而,現代學者筆下強勢出現的普爾西里亞皇后在埃瓦格里烏斯的《教會史》中幾乎成為了隱形人,從《教會史》中很難看到普爾西里亞對馬西安施政的任何影響。這樣的一種差異是十分奇怪的。因為《教會史》是以保存了大量前人留下的著作、宗教會議記錄和書信聞名于世,埃瓦格里烏斯憑借安條克大教長的支持能夠隨意使用教會藏書。因此,他不可能完全不了解上文提及的現代學者所依據的原始文獻。顯然埃瓦格里烏斯不是因為不了解,而是出于某種原因忽略了這位皇后的作用。

  作為一名深諳羅馬古典文化的歷史學家,埃瓦格里烏斯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馬西安背后女人的實際影響力是可以理解的,這種來自于羅馬時代男權傳統的視角非常符合早期拜占廷時代的主流精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普羅柯比寫作的《秘史》。在這部著作中,他對于女性直接參與政治生活表現得極為反感。如他不滿查士丁尼的皇后塞奧多拉:

  對于皇后,(傳統是)不用對其特別表示敬意。但是當查士丁尼和塞奧多拉出現時,包括元老階層的臣子不得不匍匐在地,盡可能遠地伸展四肢,對他們施吻靴之禮……塞奧多拉甚至聲稱自己擁有接待波斯和其他國家使節,并賞賜他們錢物的權力。仿佛她就是羅馬帝國的女主人一樣———這種事是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27

  埃瓦格里烏斯《教會史》的字里行間中也能夠看出類似的觀點,他并不認為女性應該參與政治生活。例如,他在記錄汪達爾國王蓋塞里克攻打西羅馬帝國的史實時,片面地將這場災禍歸因于西羅馬皇后尤多西亞為前夫的報仇行為:

  處在悲痛中的女人通常是可怕和無情的……她勸說蓋塞里克出其不意地攻打羅馬人的領地,并且許諾為他提供內應。當她做了這一切后,羅馬淪陷了。28

  這種“紅顏禍水”的論調在我們看來并不陌生。當然,埃瓦格里烏斯在作品中對于皇室女性總體是尊敬的,但是,他所尊重的只是她們高貴的身份,抑或虔誠的信仰,而不是她們的才能。如在記載馬西安繼位的過程時,埃瓦格里烏斯沒有怎么描寫普爾西里亞對于政局的重要影響,以及她在塞奧多西二世統治體系中的核心地位,而是著重強調普爾西里亞虔誠修女的身份,因此她和馬西安的結合只是名義上的婚姻,這樣一種禁欲的行為更加符合作為基督徒的埃瓦格里烏斯的道德觀,他在作品中寫道:

  馬西安娶了普爾西里亞為皇后,但是直到終老她一直保持著處女之身。28

  從這段描述來看,普爾西里亞的形象僅僅是一位信仰虔誠的公主,而非精明強干的女政治家,她的作用只是起到了皇位傳承工具的作用。與此同時,這段描述的主角顯然也是馬西安而非皇后,正是因為馬西安的虔誠與寬容,才保全了普爾西里亞的貞潔。

  在記載5世紀末期另一次皇位傳承的過程時,類似的語言在《教會史》中再一次出現。澤諾皇帝去世后因為沒有皇子,因此他的遺孀,也是利奧王朝創始人利奧一世的女兒———阿里阿德涅皇后選擇了老成持重的阿納斯塔修斯作為自己名義上的丈夫和帝國的新皇帝。這位皇后在繼位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堪比普爾西里亞。拜占廷文獻《禮儀書》生動地描寫道,聚集的人群在選舉新皇帝的廷議上向阿里阿德涅高喊:

  為帝國選個正統信仰的皇帝吧!為帝國選個羅馬人的皇帝吧!29

  然而,到了埃瓦格里烏斯筆下,這個繼任過程被簡化為了一句話:

  阿納斯塔修斯繼承了澤諾的帝國和他的妻子阿里阿德涅。28

  顯然,對政局有重要影響的皇室女性又一次像普爾西里亞一樣被埃瓦格里烏斯無視了,甚至這一次作者直白地把皇后也算作被繼承的對象之一,這樣一種以男性為中心的視角表現得更為鮮明。因此,在馬西安的問題上,他將馬西安的主要成就———宗教政績全部歸于皇帝,而讓起到更為重要作用的皇后退居幕后也就不足為奇了,F代學者的視野顯然更為開闊,他們依據史料,還原了普爾西里亞應有的功績,勢必削弱了馬西安在這一領域的影響力,由此他們沒有給予馬西安以埃瓦格里烏斯那樣的稱贊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二)對評價馬西安政績實際效果的認知差異

  與古代作家相比,現代學者還還原了馬西安施政中被過度夸大的某些重要成就。如在外交領域,5世紀40年代之后,阿提拉率領的匈奴人成為了拜占廷人所面臨的主要威脅,多次洗劫巴爾干半島,迫使拜占廷帝國繳納高額的貢金。到馬西安繼位時,他中止了貢金,這一舉措得到了拜占廷史家的好評,稱贊他的這一舉措改變了讓國庫空虛的局面。30

  然而,現代學者對馬西安這一舉措有不同的解釋,他們雖然承認中止納貢是正確的選擇,但是卻指出這更多是阿提拉戰略抉擇的原因。例如,特雷德爾戈爾德指出:

  放棄這種綏靖的政策是因為阿提拉已經宣布了向西部帝國進軍的意圖。31

  這種觀點是可以從史料中找到依據的,現存普里斯庫《歷史》的殘篇就記載到:

  東羅馬人說他們不同意繼續支付塞奧多西時期的貢金。如果他(阿提拉)能夠保持和平的話,他們可以贈送給他禮物……阿提拉還沒有明確選擇該先進攻哪一方,但是看上去首先向西部進軍顯然是他的最佳選擇。32

  約達尼斯的《哥特史》也有類似的記載:

  汪達爾國王蓋塞(瑟)里克得知阿提拉正在致力于征服全世界,于是派人給他送去了許多禮物,并催促他對西哥特人發動戰爭……因為受了蓋塞(瑟)里克的賄賂,阿提拉決定發動這場他策劃已久的戰爭。33

  可見,在阿提拉已經表露出向西進軍的戰略抉擇后,馬西安停止繳納貢金雖然也是審時度勢之舉,但也并無特別值得大書特書的過人之處。而他的汪達爾政策,則引發了更大爭議。

  在馬西安統治時期,汪達爾人入侵意大利,最終攻陷羅馬城對于帝國來說是一項重大的事件。作為東部帝國的皇帝,馬西安卻選擇了按兵不動。對于他的這一舉措,以埃瓦格里烏斯為代表的拜占廷歷史學家并沒有對其進行指責,反而為他進行了辯解。埃瓦格里烏斯在撰寫馬西安與汪達爾人作戰被俘后受到神鷹庇護的神話時,特意強調:

  蓋塞里克把馬西安叫了過來并且釋放了他。但馬西安被要求發下重誓,在成為皇帝之后將不與汪達爾人為敵……普羅柯比記載馬西安在之后履行了承諾。34

  顯然,在埃瓦格里烏斯、普羅柯比和可能的原始出處作者普里斯庫看來,馬西安選擇不救援西部帝國是履行個人承諾的君子之舉。然而,正如這個神話本身都不可信一樣,這一對馬西安汪達爾政策的辯解也是軟弱無力的。湯普森一針見血地指出:

  這個故事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它明顯是為了給馬西安不干涉西地中海世界的政策找借口……在5世紀中葉出現這個故事并被記錄在或多或少類似正史的歷史作品中,是否說明他需要為自己的政策進行辯護?35

  而卡拉揚諾布魯斯也對馬西安的汪達爾政策提出了一定的批評:

  馬西安放任蓋塞里克對不設防的意大利和西西里發動進攻。后者在之后的幾年中,一到春季來臨之時,就進攻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海岸,擄掠奴隸并進行洗劫。36

  公平地來看,馬西安時期的外交政策并非是沒有成效的。然而,正如文中所分析的那樣,這些政策并無太突出之處。例如,5世紀的皇帝阿爾卡迪烏斯和澤諾同樣通過“禍水西引”的政策將哥特人導向意大利地區,暫時維持了東部的安全,但是他們的政策卻沒有在同時期的歷史學家那里得到和馬西安一樣的贊譽。因此,現代學者們沒有給予馬西安外交政策過高的評價是合理的。

  (三)對評價馬西安政績價值取向的認知差異

  如果說在宗教和外交政策方面,馬西安還只是被古代作家過譽的話,那么在他另一項標志性的政績———財政稅收改革方面,在大多數現代學者看來,古代作家對他的稱贊則是一種因為階層利益而產生的價值取向上的偏見。

  馬西安在位時期實行了一些減輕稅收的政策,這一舉措為他在拜占廷史料中贏得了極高的聲譽。埃瓦格里烏斯稱贊他道:

  在對待財富的態度上,他既不認為應該大量積蓄,也不認為應該任由稅務官橫征暴斂。而是認為財富應該用來扶貧濟弱,同時還要保證富人家產的安全。34

  從這樣的描述中,我們似乎應該對馬西安的稅收政策持肯定態度。然而,如果細究他所減免的稅種,也許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馬西安時期廢除的最為重要的稅收是一種基于土地的財產稅———follis,37也就是埃瓦格里烏斯所言的“保證富人家產安全”的一項稅收。根據5世紀歷史學家左西莫斯記載,是君士坦丁大帝開征了這一稅種:

  他開列了一張最富有人的名單,并向他們強加了被稱為follis的稅收。38

  這樣的說法得到了現代學者的認同,但是埃瓦格里烏斯對這種說法極為不滿。君士坦丁作為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和圣徒,得到了拜占廷教會史家的高度贊揚。埃瓦格里烏斯顯然不能接受君士坦丁與這一稅收聯系在一起。為此,他在作品中特意用大段篇幅駁斥左西莫斯:

  左西莫斯說君士坦丁最先制定了所謂的folli s稅……這位皇帝是如此的慷慨大度,你怎么能說他如此怯懦和吝嗇地制定了如此值得詛咒的稅收呢?39

  左西莫斯和埃瓦格里烏斯同屬于拜占廷的貴族階層,他們雖然對是誰發明了這項財產稅觀點相左,但是反對這項稅收的態度其實是一致的。顯然,這是一項并不受貴族階層歡迎的稅收,因為他們正是它的征收對象。

  馬西安廢除這項稅收顯然會受到貴族們的歡迎。事實上,他的施政都是建立在貴族精英統治基礎之上的。公元5—6世紀是拜占廷大地產者勢力急速發展的時期,馬西安沒有像之后的查士丁尼那樣采取加以限制的措施,反而通過稅收政策默許了他們的特權。這樣劫貧濟富,以貴族利益為出發點的舉措沒有得到現代學者的認同。例如,瓊斯認為:

  如果采取任何減免稅收政策的話,那么follis應該是最后一項被廢除的稅種。40

  湯普森更是寫道:

  如果不是因為他是一位“元老院的”皇帝的話,馬西安本應一無是處……馬西安廢除了對元老們財產征收的follis稅……也許如塞奧法尼斯所言,他的統治是一個黃金時代,但是,那應該是那些元老貴族們的黃金時代。41

  湯普森一針見血的論述反映了一個事實———即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拜占廷帝國掌握歷史書寫話語權的是那些貴族精英知識分子。盡管在撰寫歷史的過程中,他們都會標榜客觀公正的原則,但是當本階層利益遭到損害的時候,他們難以避免地會受到情感的左右,從而影響了自身的價值判斷。

  5世紀末期的另一位拜占廷皇帝阿納斯塔修斯可以說是馬西安的反證。這位皇帝在位期間因為在宗教立場上傾向于被定為異端的基督一性論,同時實行了多項財政稅收改革等原因,并沒有在當時得到如馬西安一樣的贊譽。埃瓦格里烏斯在作品中除了批評他的宗教立場之外,還對他的增稅政策多有非議:

  阿納斯塔修斯還有一些事情做得并不好,那就是他制定了所謂的黃金稅,以及將很重的軍隊開銷強加給了納稅人。39

  然而,阿納斯塔修斯的政策卻真正地促進了帝國的發展,在現代學者筆下,他是比馬西安更為出色的財政改革家。盡管他在位期間面臨著遠比馬西安更為惡劣的局勢,并進行了更大規模的公共建設,需要耗費更多的金錢。但是他憑借出色的貨幣與稅收改革,使5世紀帝國經常面臨的財政困境完全扭轉。他在去世時給國庫留下2300萬諾米斯瑪金幣巨額的儲備。正是由于這筆財富,查士丁尼才得以在他統治的早期進行耗資巨大的遠征,42從而為6世紀帝國公認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奠定了基礎。因此,由政策的結果而論,當現代學者提起拜占廷帝國早期重要的改革家時,阿納斯塔修斯的名字顯然會遠遠地排在馬西安之前。

  綜上所述,埃瓦格里烏斯在史料價值受到高度肯定的《教會史》中描繪了一個近乎完美的馬西安皇帝形象。作為在拜占廷帝國早期一位政績和影響力并不拔尖的皇帝,馬西安能夠得到毫無利益關系的歷史學家的贊揚,是因為埃瓦格里烏斯等基督教貴族知識分子受到自己以及當時主流價值標準的影響,對于馬西安的表現高度認同,為此進一步塑造他的傳奇形象。

  然而,現代學者對于馬西安形象的不同看法是因為他們對馬西安標志性政績的參與者和影響力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并以更為客觀中立的立場扭轉了古代學者的偏見。馬西安在他們作品中不再具有《教會史》中相同的形象是一種必然,F代學者們并沒有全盤否定馬西安,甚至還會肯定他的個人品德,但是就從拜占廷歷史發展的趨勢來說,馬西安在現代著作中地位的改變是其應有歷史定位的合理回歸,體現了拜占廷史研究的進步和發展。43

  作為歷史書寫文本的史料必然包含個人立場和主觀判斷,F今在史料的研讀方面,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已經注意到了對比不同史料以力求鑒別真偽的原則,尤其是涉及與作者利益攸關人物的判斷時更是如此。但是,很多歷史作品的作者往往會因為個人價值標準和現實生活背景對之前毫不相干的歷史人物寄托自己的情感,從而形成對其形象的美化或丑化。對于這種現象,一方面可以通過史料比對加以甄別,力求最大限度還原歷史的真實。另一方面則可以以此作為研究對象,分析作者如此塑造人物形象背后的原因,從而對當時社會發展特點和時代精神有更為全面的認識,實現研究視角的創新。

  注釋

  1Theophanes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284-813,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Cyril Mango and R oger Scott, O xford:Clarendon Press, 1997, AM5946.
  2E.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Later Roman Empire, ed. by J. B. Bury, Vol.Ⅵ, New York:Fred De Fau Company 1907, pp.37~38.
  3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1958 reprint, p.236.
  4E. A. Thompson,“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odosiusⅡand Marcian”, Hermathena, No. 76(1950), pp.58~75; R. L. Hohlfelder,“Marcian’s Gamble”, American Journal of Ancient History, Vol. 9(1984), pp.54~69.
  5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pp.104~106.
  6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59~60.
  7C.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0.
  8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trans. by M. Whitby,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0,Ⅱ.8.
  9(6)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Ⅱ.1.
  10Evagrius Scholasticus,“譩vagre, 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trans.by A. J. Festugière, Byzantion, 45(1975), p.258, Note 2.
  11Procopius of Caesarea,“Histories of the Wars”, ed. and trans. by H. B. Dewing,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William Heinemann&N ew York:G. P. Putnams Sons 1914,Ⅲ.ⅳ.1.
  12(4)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Ⅱ.1.
  13Eusebius Pamphilus, Church History, NPNF2-01, 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 New York:Grand Rapids, 1890,Ⅹ.Ⅸ.
  14Sozome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zomen, NPNF2-02, pp.282~613, 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 New York:Grand Rapids, 1886,Ⅰ.Ⅶ.
  15可參見武鵬、田明:《五世紀基督教會的兩次基督論神學爭端探析》,《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08年第11期。
  16(2)(3)(4)(8)(9)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Ⅳ.40、Ⅳ.41、Ⅱ.1-2、Ⅱ.4、Ⅲ.1、Ⅱ.1.
  17埃瓦格里烏斯曾經在《教會史》第6卷第1節中引用過普魯塔克的名言“羅馬的美德和機遇彼此達成了一致”,Evagrius Scholast 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Ⅵ.
  18C.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03.
  19G. F. Chesnut, The First Christian Histories, Macon: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42.
  20(2)(3)(6)(7)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Ⅴ.13、Ⅴ.9、Ⅵ.1、Ⅳ.32、Ⅵ.1.
  21Zosimus, New History, trans. and commentary by Ronald T. Ridley, Canberra: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2,Ⅰ.5.(2)~(3).
  22Procopius of Caesarea, The Secret History, trans. by G. A. Williamson,New York:Penguin Books, 1983, 3.9-11.10.6.
  23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Ⅱ.1.
  24A.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757~1758.
  25參見C. S. Hefele, History of the Councils of the Church, New York:AMS Press, 1972, Vol.3, pp.269~271.
  26K. G. Holum, Theodosian Empresses:Women and Imperial Dominion in Late Antiqu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224
  27Procopius of Caesarea, The Secret History, 30.23-24.
  28(3)(5)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Ⅱ.7、Ⅱ.1、Ⅲ.29.
  29Constantine Porphyrogennetos, De cerim, 418-419.引自“前荷馬至后拜占廷希臘原文古籍電子數據庫”(TLG)。另可參見G.O 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p.64.
  30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236.
  31W. Treadgold,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98.
  32R. C. Blockley, ed.,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 Olympiodorus, Priscus, and Malchus, Vol.2. Liverpool:Francis Cairns, 1983, p.307.
  33[拜占廷]約達尼斯:《哥特史》,羅三洋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16頁。
  34(8)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Ⅰ.1、Ⅱ.1.
  35E. A. Thompson,“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odosiusⅡand Marcian”, pp.68~69.
  36Ι.Ε.Καραγιανν仵πουλο,ΙστορíαΒυζαντινοΚρατο,Τ仵μοΑ, p.282.
  37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237.
  38Zosimus, New History,Ⅱ.38.(4).
  39(6)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Ⅲ.40-41、Ⅲ.42.
  40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Vol.1,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64, p.219.
  41E. A. Thompson,“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odosiusⅡand Marcian”, p.72.
  42W. Treadgold,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 p.281.
  43拜占廷史研究名家舍甫琴科曾教導特雷德戈爾德說:“我們要尊敬拜占廷的歷史學家們,卻不能處處相信他們。”這句名言也可以作為本文最好的詮釋。參見W. Treadgold, The Early Byzantine Historians, Title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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